(二)资格限制类惩戒与资格罚的比较资格限制类惩戒的应然逻辑是失信主体不配享有公法权利,这不意味着无适格法规范依据的资格限制类惩戒亦是遵循不配的逻辑而展开,其作为资格罚的可能性尚有待排除。
换言之,失权所失的不仅是相对人已获得的权利能力,且是与相对人之不当行为密切相关的权利能力,即一处受限。四、资格限制类惩戒不同于资格罚(一)资格限制类惩戒的应然逻辑应然层面,备忘录中惩戒措施是对现行法规范的梳理,其均有适格法规范依据,而有适格法规范依据的资格限制类惩戒就代表着资格限制类惩戒的应然逻辑。
前者基于若干极端惩戒措施的列举而例证失信联合惩戒为行政处罚,人为地忽略了其他大量惩戒措施在是否为行政处罚问题上存在着的不同答案;后者则在事实上回避了失信联合惩戒是否为行政处罚之问题,作为两个维度的事物,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政府规制工具与行政处罚之间并非截然互斥。备忘录在事实上将资格罚对象由特定行政违法者扩大到笼统意义上的失信主体,体现出制裁失信主体的意图。失信相对立的概念是诚信,诚信即毋害他人,其可被解释为对社会契约的遵守。单从外观形式特征言,《行政处罚法》所列法定处罚种类欠缺明晰边界,难以确切地将某行政行为划入其中或排除其外。《行政处罚法》是行政程序法,在脱离行政实体法的语境下,除罚款外,无法单凭《行政处罚法》确定某不利处分是否为行政处罚,盖透过行政实体法规范方可判断制裁意图之有无。
但从失信联合惩戒体系以观,资格限制类惩戒的逻辑是行政违法者因信用受损,不满足公法权利能力的获得条件而资格受限,即不配;资格罚则是藉由公法权利能力的剥夺或限制以制裁行政违法者,是为失权。正是在此意义上,有民法学者对权利能力的理解并未将其适用领域局限于民法范畴,就其看来,权利能力包括享有和行使各种政治权利的能力;进入法律承认并保护的权利能力;取得并享有财产权的能力;请求人格、自由、生命和身体的法律保护的权利。前述已经提到，constitution的西文原意指组织构成，而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城邦、国家和政治共同体的组织都需要constitution这种政治组织原则用以建构和维系共同体。
美国宪法是在先前邦联制所确立的政治结构无法应对内政外交的各种危机的背景下所做的政治决断。这是自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美国宪法就已确立的宪法基本精神与价值内核。[47]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19页。[55]原则的适用不像规则那样有着明确的假定条件，是较为宽广而模糊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法律产生的重要动因和法律存在的主要理由。[61]在规范构造上，宪法权利主要将义务主体指向国家，而法律权利实现的义务主体主要是自然人或法人。
[48]参见程雪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的规范内涵及其立法落实》，载《法学评论》2023年第5期。具体表现为宪法的性质是政治法、约束权力之法、保障人权之法。不过，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其在国家生活中的构建性、引领性、规范性功能仍然是不可动摇的。一是因为法律实施之规范前提的法律缺失和法律实施自身的固有缺陷，二是由于宪法的二元属性和规范内容的多元性决定了宪法实施路径除法律实施之外还存在宪法的直接实施和政治化实施，三种实施路径呈现并立的态势。
良好的宪法实施会产生良性循环，即宪法实施促使宪法权威树立起来，宪法权威又化为公民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实际行动，从而进一步推动宪法实施。但是与直接以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从而维持或改变特定的法律关系相比较，法律监督从功能上看更强调对实施行为的监察督促，其本身并不直接改变法律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督促法律主体正确应用法律。现代宪法中，延续古代组织法含义的组织性规范，与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的权力性规范一道构成了现代宪法的基本内容。2.基本权利和法律权利的不同。
其次，我国宪法受到苏联宪法以及苏联国家法学说的理论和实践双重影响。而观察三分法与四分法，主要焦点在于法律监督。
与上述两大影响法律质量的要素相对应，法律实施也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法律缺失问题，即没有完备的法律可以实施。随着根本法和立宪主义观念的出现，宪法受其影响，促进由原初单纯规定政治共同体之政治组织原则的政治宣言和协议，转变为将基本权利保障为根本目标、以约束和限制公权力为手段的最高实证规范，但是宪法对于政治结构的构建、政治目的的确认、政治权力的约束以及为政治提供正当性等政治性的功能依然保留下来，且依然是宪法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具体表现为职权或权限。在这个过程中，宪法的正当性、功能与价值被全体社会成员充分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升华为对宪法的尊重、认同和信仰。广义上，宪法实施是指宪法规范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贯彻落实。法国1791年宪法也是在推翻君主专制的自由革命中孕育出的宪制成果，被康德誉为一个富有才智的民族为自己建立一种公民宪制秩序的历史努力。可以展望的是，随着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的健全，宪法的法律属性愈发得到强调，宪法作为法规范的直接实施会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公民向国家担负的基本义务要远远少于国家负担的宪法义务。
就宪法的基本内容看，保障公民权利始终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例如，基本权利立法内容存在重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倾向，平等权规制的领域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言论自由缺乏实质性的保障措施，对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缺乏系统的公法性立法等等。
宪法也是法，也具备法律规范最为基本的规范性、明确性的基本属性，其所包含的规范条款就具备直接的法律效力，能够提供直接、确定的指引。造成立法质量不高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包括观念层面、物质层面和技术层面等，例如，立法理念落后、立法机关专业人才缺乏、立法程序不完善、立法技术不成熟等。
对宪法和法律属性的认识决定了如何认识宪法实施与法律实施关系的关键。任何国家，任何政治体制下的宪法都不仅仅是法，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象征或者政治宣言。
宪法遵守实际上就是宪法实施主体将宪法作为其根本活动准则的过程，其固然有主动和积极的一面，如公民积极行使基本权利、同一切违宪现象进行斗争以捍卫宪法尊严等，但宪法遵守强调消极、被动的性质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宪法主体只要不违反宪法这一根本的活动准则，即为遵守。如此一来，宪法实施完全可以通过法律实施得以实现，宪法实施就会成为冗余的概念。实际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依据宪法所授予其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做出决定，也可以看作宪法的直接实施。凝结着人权保障和权力制约之价值内涵的宪法，是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发展的根本规范。
法律实现转化所依靠的都是在规范中向不同主体设置不同的权利义务，以权利义务为纽带确保社会关系在不同主体间按照法律所预期的方式产生、调整和消灭。这也决定了国家以政治方式实现宪法规范蕴含的政治纲领是宪法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方式。
法律实施对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领域法律实施主体的法律态度、法律素养、知识和能力的依赖固然是影响通过法律实施将宪法规定转化为社会现实的重要因素，如实施主体对法律的接受和认同与否、实施主体对法律的认知和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法律的能力。而宪法实施的主要功能和价值目标则是确认国家权力运行规则，约束国家机构严格依据宪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此外，立法的实用主义倾向以及多数规则固有的制度瑕疵和运行缺陷等原因，也会导致立法者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宪法赋予的立法义务，从而造成立法缺失。以上三类政治规范就是宪法政治实施的主要对象。
而从这种法律属性落实到权利义务关系的视角来观察，宪法对政治的约束就体现在对国家机关施加的宪法义务上：第一，在国家权力的权源上，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和委托。而法律又未明确对于宪法实施行为的监督机制，并未设置宪法实施行为的责任和义务。陈慈阳：《宪法学》，元照出版社2005年版，第768-770页。在一系列保证宪法实施的体制机制当中，通过立法而实施宪法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形态。
3.宪法权威的树立是法律权威树立的前提。近代最早出现的几部宪法，其初衷在于以政治道德和伦理约束主权者，为国家政治指明方向。
关键词: 宪法实施 法律实施 宪法性质 政治实施 宪法价值 引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随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立与发展，宪法实施愈加受到重视并逐渐走向深入，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被提升到了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的战略性高度上。一般认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基于制宪者——人民的意志向政府授权后所保留的用以维持自身在社群中生存之必要条件、对抗政府可能的侵犯的权利。
最后，宪法的政治化实施的具体形式包括贯彻宪法实施的各种会议、通知、决议。[30]前者是指宪法课予立法者立法或修法的义务，立法者无正当理由而不履行该作为义务。